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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寄生虫》,何以成为奥斯卡最大赢家?

2020-02-10 212 磁力猫

今天的《寄生虫》、奉俊昊和韩国电影的声誉是过去几十年一部部电影叠加的结果。


文 | 宋诗婷
此刻,美国洛杉矶正沉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但对于奉俊昊和所有韩国电影人来说,刚刚经历的夜晚必定是无眠的。
洛杉矶时间2月9日,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幕。 最佳影片、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独揽,很多人会有预感,但没有人敢确定,韩国导演奉俊昊和他的《寄生虫》会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当地时间2020年2月9日,好莱坞,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后台。 (图 | 视觉中国)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寄生虫》是改写历史的作品。它先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拿到韩国第一座金棕榈,又在奥斯卡拿到韩国电影第一座小金人。对奥斯卡来说,《寄生虫》也是特别的,它是奥斯卡92年历史上第一部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片。
虽然奥斯卡越来越左了,很多时候显得刻板无聊,但昨晚的颁奖典礼上还是出现了动人的一幕。 为了控制整个颁奖典礼的时长和节奏,官方规定,获奖者发表感言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 全员出动,再加上翻译,《寄生虫》主创团队的获奖感言显然是超时了。 轮到制片人(也是帮《寄生虫》打动好莱坞的最大功臣)Miky Lee讲话时,五分钟时间到,话筒降落,灯光暗下来,连导播都将画面切换到了远景。
这时,坐在台下一众好莱坞大腕不干了,他们开始起哄,齐声高喊“up,up,up……”,不一会儿,话筒重新升起,Miky Lee拿回了话语权。 这大概是整个好莱坞献给奥斯卡的“入侵者”最温暖的一幕。
同样动人的还有奉俊昊的获奖感言。 “我刚开始学习电影时,有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最个人的东西就是最具创意性的东西。虽然我当时是从书上看到这句话的,但说这句话的人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 镜头切到以《爱尔兰人》与奉俊昊同场竞技的78岁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有那么一丢丢尴尬,但很快他就收下了这份表白。 以《好莱坞往事》提名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昆汀·塔伦蒂诺也被他感谢了,因为在还没有多少美国人了解他的电影时,昆汀就把他的电影列入了自己的年度最佳榜单。
某种程度上,奉俊昊和以他领衔的很多韩国电影人都是好莱坞的学徒,是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蒂诺和众多好莱坞顶级导演的学徒。 而如今,学徒出师,那种动情和激动确实让这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有了一点神圣的感觉。
坐在台上的马丁·斯科塞斯对奉俊昊竖起了大拇指
2014年,因为要做一个韩国电影专题,我曾采访过奉俊昊。 当时,《雪国列车》刚上映完不久,聊起那部前作,他毫不避讳自己对好莱坞的学习和起步阶段的模仿,他把这种学习视作自己和整个韩国电影不断进步的重要依据。 但那时,他也表达了多年在好莱坞拍戏的某种不适感,那种严格的制片人中心制和商业利益考量,让他常常觉得束手束脚。

可见,从韩国本土到好莱坞,再回到本土,奉俊昊一直在思考自己与好莱坞,与韩国本土电影的关系。不仅是奉俊昊,更早到好莱坞的朴赞郁也在思考,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宠儿李沧东也在思考,罗泓轸、禹民镐、金秉祐等一大批韩国导演都在思考(洪尚秀和金基德不用思考)。

应该说,小金人和金棕榈属于奉俊昊和《寄生虫》,但它确实和几代韩国电影人的思考与探索脱不了干系,如今是结果儿的时候。影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电影大师是孤零零降落人间的,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到来,韩国电影当然也不例外。

如果要寻找共性,那么用好莱坞类型片的叙事方式,探讨韩国本土的社会、家庭和人性就是韩国电影这些年最突出的特色,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不值得赘述。
在这方面,奉俊昊也一直有他的“母题”,阶级和底层人的故事似乎是他最喜欢讲述的。 六年前采访他时,他曾为我的稿子贡献了一个现在看来不能再好的标题——《弱者之下,还有弱者》,这几乎预言了今天《寄生虫》的剧情。
《寄生虫》是奉俊昊将类型片、强情节和戏剧元素玩得炉火纯青的一部电影,它也曾被戛纳主席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视作最没有争议的金棕榈作品。 当时,冈萨雷斯还提到,《寄生虫》是一部非常本土的,但又具有国际普适性的电影,幽默、故事吸引人。 今年的很多主竞赛入围作品都有着关于种族、身份、政治和女性等重要的全球性社会议题,但组委会在评选时,不会关注电影的国家、导演背景等信息,电影本身是最重要的标准。
虽然奥斯卡与戛纳在对影片的选择和审美上有很大差别,但冈萨雷斯的话依然可以视作奥斯卡接纳《寄生虫》的原因。
《寄生虫》想要探讨的问题与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有很强的延续性。 电影都是在探讨韩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问题,只是前作更像标准的好莱坞大片,后作更“接地气”,看起来是现实主义,实则是一部呈现韩国社会阶级差异症结的寓言片。
电影用地下室、花园别墅的对比呈现贫富差异,一场大雨,对富人来说是开晴天派对的前兆,而大雨淹没了穷人一家的地下室,一家人还要把自己打扮得人模人样去给富人家的派对帮忙。 电影里很多元素非常韩国,或者说,非常东方。 儿子有钱的同学送了一块石头摆件给穷人家,象征着财富、运气和地位,后来,这块石头又成了罪恶的帮凶。
在类型片的构架下,导演用细节和小桥段把每个缝隙都填得很满。 小到用富人嫌弃穷人身上有“总坐地铁的人都会有的那种味道”,到用一个镜头展现富人家男主人研发VR产品,在热钱里捞金的身份背景。 大到探讨阶层差异,到一直困扰韩国的南北朝、美韩关系等政治问题,这些都被自然地融入剧情中,而且是以奉俊昊式的幽默方式。
除了剧本精巧和以宋康昊为首的演员表演准确,奉俊昊在电影空间的利用和调度上也非常出众。 电影的主要场景只有两个,穷人家的半地下室和富人家的别墅。 导演充分利用空间,不仅让空间起到了隐喻现实的作用,还制造了悬疑感,又用巧妙的调度创造了很多幽默桥段。
这些技巧、元素,每一个单拿出来都没那么特别,但能把它们如此精巧地组合在一起完成表达,这就是《寄生虫》最成功的地方。 很多人更喜欢《杀人回忆》时期的奉俊昊,那个奉俊昊似乎更深刻,更有艺术性。
无法判断《杀人回忆》放在今天是否能拿到和《寄生虫》一样的成绩,因为今天的《寄生虫》、奉俊昊和韩国电影的声誉是过去几十年一部部电影叠加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Miky Lee们对好莱坞生态的了解,对奥斯卡体系的了解,没有这些,相信奉俊昊和《寄生虫》也无法创造历史。
2013年,另一位韩国导演杨宇锡的《辩护人》被认为是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 《寄生虫》拿下四项奥斯卡大奖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SNS和官方Twitter上发文,对奉俊昊和《寄生虫》主创表达祝贺,并期待奉俊昊的下一步电影。

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他给出了一个承诺: “《寄生虫》的奥斯卡四冠是过去一百年里所有韩国电影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今后政府将进一步为电影人提供能够发挥想象力,大胆创作电影的环境。
和奥斯卡大奖相比,这段话对韩国电影的未来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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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婷

一个“战时”很没用的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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